長安網群
總網滾動

新時代內蒙古司法行政工作的思考與實踐

自治區司法廳廳長●畢力夫

2018-06-06 11:18:25來源:內蒙古長安網  責任編輯:王丹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對于司法行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時代內蒙古司法行政工作能有什么樣的新作為,是我們必須面對、也必須回答好的問題。這就需要重新審視司法行政工作在深化依法治國實踐中的職責和使命,重新評估司法行政工作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界定司法行政工作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中的責任和擔當,為此,我進行了深入的調研和思考,結合學習十九大精神的體會和理解,談談對司法行政工作的一些想法和思路。

  一、新時代賦予司法行政工作更多的職能和使命

  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是一個系統工程,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司法行政機關是法治建設的重要力量,在依法治國中擔負著更大的使命、更大的責任。

  司法行政工作在經濟社會管理中承擔著大量基礎性、前導性、保障性任務,隨著全面依法治國的推進,其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一是司法行政機關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推動者。律師、公證在法治建設方面,既是參與者,也是服務者,是維護和規范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區律師辦理各類法律事務33萬件,公證機構辦理各類公證事項177萬余件,為群眾固定證據和減輕訴累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們主動作為,正在推進審判階段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工作、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工作規范等工作。二是司法行政機關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參與者。著力做好四級政府擔任黨政機關、人民團體的法律顧問全覆蓋,積極發揮公職律師職能作用,當好黨和政府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法律幫手,在轉方式、調結構、加強對外貿易、擴大對外開放、高質量發展、處理涉外法律事務等方面發揮法律參謀作用。普遍建立法律顧問制度,讓政府法律顧問全面介入政府決策、制定政策、行政處罰和執法領域,積極參與突發事件應對,有效解決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設進程中的問題,提高政府依法執政能力。據統計,律師擔任各級政府法律顧問3102家,律師擔任村居(嘎查)法律顧問7569家,村居(嘎查)法律顧問覆蓋面達到72%,較前五年增長163%。三是司法行政機關是全面依法治國的踐行者,司法行政機關參與各級審判機關人民陪審員選任、培訓、考核工作,負責檢察機關人民監督員的選任、培訓、考核和獎懲等工作。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對人民監督員進行初任培訓和專項業務培訓,建立人民監督員考核制度,及時掌握人民監督員履行職責的數量、能力等基本情況,并對不認真履行責任的人民監督員,進行訓誡或者免除其資格。2017年,監督案件39件132人次,出庭75次288人次,在推進司法改革中意義重大。四是司法行政機關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服務者。監獄、戒毒、社區矯正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基層法律服務、司法鑒定、律師、公證,構成了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為保障民生提供法律服務。國家司法考試,是加強法治專門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的法律制度,進一步提高了職業素養和專業水平,2013年以來,參加考試11.7萬人,取得法律職業資格證10600余人,為法治內蒙古建設儲備了專業人才。法治宣傳教育,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打基礎、利長遠的工作,司法行政機關承擔的普法任務,是將法律送到億萬家庭的浩大工程,重點培養全民法治意識,形成法治思維和方式,深入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依法促進法治建設。

  二、聚焦“預防為主”,體現司法行政社會治理的價值取向

  司法行政的主要職責是服務和保障,主要任務是教育和預防,大量工作在“前期”,主要任務在“后臺”。

  (一)發揮好人民調解這個“解壓閥”作用。

   人民調解是在繼承和發揚我國民間調解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具有方法靈活、程序便捷、不傷感情、不收費用等特點,在我國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是化解矛盾維護和諧的“第一道防線”,被譽為“東方經驗”。內蒙古有人民調解組織1.7萬個,人民調解員7.8萬名,近五年來,調解案件72.4萬件,調解成功率為96.97%。以2016年的數據為例,案件總數12萬件,涉案人數28萬人,涉案金額16億元,同類案件與法院訴訟對比,節省訴訟費6.9億元,節省交通費、住宿費、材料費等費用2.3億元,節約時間416萬天,而實際全區各級政府落實人民調解工作經費和補助338萬元。平均每個案件節省費用7700元,為每名當事人節省時間14.7天。人民調解案件數占到全區訴訟案件的50%以上,這說明,如果沒有人民調解發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作用,自治區在現有的100多個基層法院的基礎上,至少需要增加50個以上的法院,才能滿足群眾訴求。按平均每院150人計算,僅人員經費近8億元。從2017年的數據來看,婚姻家庭和鄰里糾紛仍是糾紛案件的主要類型,占調解糾紛總數的34.9%;房屋宅基地、合同、生產經營、損害賠償、山林土地、征地拆遷糾紛占調解糾紛總數的34.2%;醫療糾紛、道路交通、勞動爭議、物業管理、環境污染、消費糾紛等行業性、專業性矛盾糾紛占總數的19.8%,呈逐年上升趨勢。為此,人民調解要堅持預防為主,排查在先,發揮人民調解組織貼近群眾、網絡健全的優勢,堅持抓早、抓小,努力把矛盾糾紛消滅在萌芽狀態。要堅持依法調解,依法說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調解,在及時做到案結事了的同時,進一步促進公平正義,要注重與德治的充分結合,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要堅持創新調解,增強活力,運用傳統方式的同時,順應“互聯網+”新趨勢,推動應用網上調解、視頻調解、微信調解、電視調解等。

  (二)發揮好法律援助這個“穩壓器”作用。

     法律援助是國家對某些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給予減免費用、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使得公民能夠平等地獲得法律服務,平等地進入訴訟程序,實現法律賦予的權利,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彰顯了社會主義法治對人權的保障和維護。要推動建立法律援助事項范圍和標準動態調整機制,及時將更多與民生權益保護密切相關的事項納入法律援助范圍,將覆蓋人群逐步拓展至中低收入群體,使法律援助惠及更多的困難群眾。深化法律援助便民服務,完善便民利民舉措,實現法律援助申請快捷化、審批簡便化、服務全程化。全區建成103個法律援助便民服務窗口、2455個法律援助工作站、10939個法律援助聯絡點,“城鎮半小時、農村一小時、牧區半天”的法律援助服務圈構建完成。

  (三)發揮好法治宣傳這個“預防針”作用。

     法治宣傳教育的目的是傳播法律知識、弘揚法治精神、培養法治意識、樹立法治信仰。普法宣傳的作用就像打“預防針”,就是要在身體中形成“抗體”,形成遇事找法、辦事依法、解決問題靠法的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抗體”。一是提升重點對象法律素質。更加注重“關鍵少數”,把普法貫穿到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堅持抓好領導干部學法考法述法,并把法治建設成效納入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加大難點群體、盲點區域的法治宣傳教育,針對群眾法治需求,詮釋法理、宣傳法治,在全社會積極營造有法可依、公民知法守法的良好風尚。二是發揮法治文化的引領作用。要突出群眾需求,通過政府購買、社會激勵等方式,建立法治宣傳產品、法治文化產品的研發推廣流程,打造出群眾喜聞樂見、大眾化、通俗化的法治文化精品。要建立法治宣傳媒體資源庫,以“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市場運作、百姓受惠”的模式,研發創作法治戲曲、法治歌曲、法治小品、法治書畫、法治攝影、法治動漫、法治故事等法治文藝作品,以及剪紙、皮畫、版畫等法治文化產品。要充分發揮新媒體的獨特優勢,加強普法網站和普法網絡集群建設,更好地運用微信、微博、微電影、客戶端開展普法活動,強化“互聯網+”思維,建立技術先進、傳播快捷的普法平臺,為公眾提供更多、更便捷的學法用法渠道。三是改進普法工作運行機制。要堅持普治并舉,不搞空洞的宣講,通過調查研究,深入把握新時期普法工作的重點,根據群眾所思、所想、所盼,及時把法律送到基層,真正做到“普法宣傳到一線、普法成效在一線”。更加注重“誰執法誰普法”“誰服務誰普法”,推動在執法中普法、在法律服務中普法,使普法更具有針對性和實效性。要織造法治宣傳教育工作網絡,依托基層社會治理網格,設立網格化普法信息員、聯絡員,切實把普法延伸到基層每個角落,努力形成網上網下、線上線下相互補充、多層次、全方位的普法格局,實現法治與群眾生產生活的“零距離”。四是探索建立普法工作評估體系。要建立健全全方位、多層次的評估體系,以自我評估、群眾評估和第三方評估機構為評估主體,以問卷調查、個別訪談、實地調研、自我反饋、定期回訪為主要方式,對照法治宣傳教育量化指標,從活動數量、時間、成本、內容、方法、群眾滿意度、知曉率、社會評價等方面,綜合、客觀、準確地評價法治宣傳服務過程和服務效果。堅持階段性評估和動態評估相結合,每季度對工作績效進行階段性測試,不斷提高法治宣傳教育服務的質效。

  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好做實公共法律服務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司法行政工作同樣適用,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特別是對公共法律服務的需求,倒逼法律服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準確把握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變化,對司法行政改革發展至關重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內蒙古的法律服務情況來看,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現主要有以下方面。

  不平衡主要有:第一,區域發展不平衡。北京每萬人有律師12名,西藏每萬人有律師0.8名,內蒙古每萬人有律師2.8名。以內蒙古為例,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每萬人有律師6.7名,而地處偏遠的阿拉善每萬人有律師3名,經濟較發達的呼和浩特、包頭、赤峰的律師占到全區律師的50%以上。第二,城鄉發展不平衡。長期形成的二元結構對公共法律服務的影響巨大,許多時候城市法律服務和農村法律服務面對的問題完全不同,差異很大。內蒙古的律師事務所和公證處只到旗縣市區一級。農村這幾年在開展“一村一法律顧問”工作,但事實上沒有可供群眾需求且豐富的法律服務資源。第三,法律服務結構發展不平衡。從2016年底的數據來看,內蒙古有律師事務所453家,10人以下的所有276家,占60.9%;10人至30人的所有156家,占34.4%,30人以上至50人以下的所有16家,占3.5%;50人以上的有5家,占1.1%。而且內蒙古的律師業務結構不合理,存在低端業務過剩、高端業務短缺的結構性矛盾。第四,服務資源不平衡。就內蒙古來講,國土面積118.3萬平方公里,東西直線距離2400公里,南北直線距離1700公里,優質法律服務集中在呼包鄂和赤峰地區,牧區農區律師、公證的服務半徑最遠的有500多公里,平均也有100多公里。第五,供給方式不平衡。內蒙古的公共法律服務供給方式單一、傳統,不能很好地滿足群眾的法律服務需要。比如,法治宣傳教育方式方法沒有大的變化,一本書、一宣傳、一比賽、一演出的“四個一”仍然是供給的主角,新媒體技術不學不懂不會,無法將新鮮的普法宣傳產品及時有效地推送到受眾身邊。

  不充分主要有:第一,法律服務的意識培植不充分。很多公共法律服務理念比較陳舊,還停留在“要我服務”的被動層面上,沒有真正樹立起“法律服務是第一要務”的理念。第二,法律服務體系發展不充分。完整的法律服務體系尚未形成,高精尖端法律人才和蒙漢雙語律師人才是建立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的短板。目前,我區常住蒙古族群眾462萬人,少數民族群眾的法律需求十分旺盛。司法系統管理的5703名蒙古族罪犯、3718名蒙古族社區服刑人員和326名強制隔離戒毒人員,這些都對蒙漢雙語人才有著需求。但是,能用蒙漢雙語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只有265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221人,兩者總計不足500人,蒙古族群眾每萬人中只有0.58名律師,是自治區律師占比的20%。第三,法律服務內涵發展不充分。過去我們在法律服務上,注重規模發展和數量的增加,長期的慣性思維使得我們對影響法律服務的內在、核心的東西關心不夠,法律服務外延擴展的沖動依然強勁,質量式、內涵式發展明顯不足。第四,法律服務隊伍服務供給能力不充分。在全區司法行政系統12859名工作人員中,博士2名,占比0.015%;碩士學位336名,占比2.6%;本科學歷6068名,占比47.2%;大專學歷3593名,占比27.9%;專科以下786名,占比6.1%,司法行政系統學歷普遍偏低,大專及以下學歷占三分之一,碩士以上學歷占比不足3%。從專業角度看,法律類4818名,占比37.4%;教育學250名,占比1.9%;心理學26名,占比0.2%;醫學217名,占比1.6%;信息科學164名,占比1.2%,從中可以看出高層次人才不足,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人才較少。從社會職務看,司法行政人員在各級人大、政協中擔任人大代表32名,占比0.2%;擔任政協委員52名,占比0.4%,隊伍參與社會活動較少。第五,參與“一帶一路”不充分。作為一項國家重大戰略,中俄蒙經濟走廊建設必然涉及大量的法律問題。內蒙古處于中國向北開放最前沿,與蒙古國、俄羅斯接壤,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樞紐。目前看,服務的廣度和深度不夠,跨區域、跨國家協作不夠,維護中外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防范法律風險,解決法律爭端,缺乏高水準、專業化的法律服務。

  司法行政機關作為法律服務的供給方,要研究如何通過供給側改革來滿足人民群眾的法律需求,特別是要立足邊疆民族地區實際,有針對性地解決法律服務力量分布不均衡的問題。內蒙古司法行政立足實際,推進公共法律服務五項工程,積極構建覆蓋城鄉、惠及全民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一是加大案例庫建設力度。著眼資源共享共用,建立蒙漢雙語媒體資源庫,實時推送蒙漢雙語案例,促進司法行政各類資源的共建、共享和共用。每一個案例積累起來形成的案例庫,就是大數據,就可以為每一個有需求的人提供針對性的服務,全面提升我們的法律服務水平。同時,收集整合全區乃至全國的優秀普法微電影、普法欄目劇等媒體資源,建立媒體資源庫。借助微信、微博、網絡等新媒體,加大宣傳力度,把公共法律服務信息普及到千家萬戶,提高認知度,擴大社會影響力,讓更多的群眾學會運用法律手段解決現實生活中遇到實際困難。二是強化雙語人才供給。內蒙古計劃在“十三五”期間,每年培養通過法律職業資格蒙文考試的100名蒙漢雙語青年律師,100名蒙漢雙語應屆法律專業大學畢業生,兩年為一個培養周期。力爭用五年時間,培養扶持500名蒙漢雙語律師、500名蒙漢雙語律師后備人才。隨著內蒙古與俄蒙法律事務交流的不斷深入,充分利用“一帶一路”這一契機,通過緊密的交流合作,使律師、公證員業務能力和管理水平上有一個大的提升,真正實現雙贏。要在進一步摸清自治區涉外法律服務基本情況的基礎上,制定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業的政策措施,尤其是要支持有條件的律師事務所到境外設立分支機構。內蒙古有的律師事務所在國外有分支機構,但業務辦理上有局限性,律師一定要有國際視野,抓住內蒙古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重要樞紐的區位優勢,與國民和企業一同走出去,實現中國人走到哪里,法律服務就跟進在哪里。三是編纂《蒙漢雙語法律詞典》。我國一直沒有一部完整的蒙漢雙語法律詞典,各地自主編寫的一些蒙語普法教材、宣傳資料等不規范、不準確的情形很多,有時不能準確詮釋法律法規的真實含義,甚至還造成群眾對法律的誤解。組織專門隊伍開展蒙漢雙語法律詞典的編纂工作,力爭為蒙古族群眾提供系統、完整、準確的蒙漢雙語法律工具書。研發蒙漢雙語法律互譯系統,這是提高網絡蒙漢雙語法律服務便捷化的有效途徑,目標就是要實現“鼠標輕輕一點,蒙漢雙語法律詞匯盡來”的效果。四是推行法律服務4K機頂盒入戶工程。利用廣電遍布全區的網絡,在有線電視4K智能機頂盒首頁植入“公共法律服務”模塊,將線下法律服務資源擇優架構到線上平臺,在電視終端上可實現法律服務數據查詢、音視頻點播、法律咨詢、視頻會議等功能,解決牧區、山區和偏遠農村群眾尋求法律服務難的問題,讓群眾足不出戶便可享受到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五是推進司法鑒定改革。在自治區層級上,與區外水平高、規模大的司法鑒定機構合作,建立由司法廳為主導,引入社會資本合作,市場化運作的高水平、高科技、規模大、綜合性的司法鑒定機構,充分發揮其在解決重大疑難、特殊復雜問題和重復鑒定中的主渠道作用,為全區司法鑒定樹立標桿。根據內蒙古實際,在東西部各建立能夠適應司法鑒定機構發展方向的高水平鑒定機構,重點加強法醫病理鑒定機構建設。完善退出機制,通過市場化方式,引導司法鑒定機構以兼并重組、強強合作、以強帶弱、淘汰弱小等方式實現轉型升級發展。

  四、以治本安全觀為引領,向社會輸送“合格產品”

  司法部部長張軍指出,要從底線安全觀向治本安全觀轉變,切實提高教育矯治質量,向社會輸送合格產品。治本安全觀是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有機統一,其中蘊藏著價值理念、實現路徑,是監獄、戒毒、社區矯正必須牢牢把握的重大課題。

  (一)監獄、戒毒工作一定要在教育人、改造人上下功夫。

     堅持問題導向,著力破解制約監獄、戒毒工作發展的體制性、機制性、政策性、保障性等深層次問題。一是要爭取國家和自治區的政策和投資支持,充分利用現有資源,繼續實施監獄、戒毒場所布局調整,爭取用2-3年時間將全區監獄、戒毒所建成布局合理、功能齊全、設施完善,適應對罪犯和戒毒人員分級分類管理教育需要的刑罰執行機關和強制隔離戒毒機關。加大與財政等有關部門的協調力度,真正實現經費全額保障,并建立完善監獄、戒毒經費動態增長機制。二是優化全區監獄醫院布局,根據臨床路徑醫療管理需要,科學規劃全區監獄系統醫療場所建設、專業科室設置、醫技人員配置和醫療設施配備,建立醫療“三級”網絡架構。2017年10月,自治區衛計委與監獄管理局聯合下發了關于地方公立醫院對口支援監獄醫療機構、服刑人員性病結核病預防與控制、建立服刑人員病情診斷專家庫等三個文件,21所監獄系統醫療機構分別與43家地方公立醫院簽約,建立穩定對口支援關系;全區罪犯性病、結核病防治工作納入屬地各級衛生部門防治體系,對915名患有性病、結核病的診治進行集中攻堅,其中臨床治愈698名,力爭到2018年上半年全部消除監獄現有的性病和結核病;建立罪犯健康檔案和民警職工健康檔案,充分發揮遠程診療和內部轉診機制,罪犯外出就醫人次大幅度下降,有效緩解了罪犯到社會醫院就診的壓力,降低了安全風險。目前,正在積極向自治區政府匯報,協調衛計委等有關部門,爭取將罪犯醫療全部納入城鎮居民醫療保險體制。三是在不斷完善監獄保障的前提下,積極穩妥地深化監獄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強化監獄職能,從根本上改變監獄把主要精力放到企業創收上的傳統做法,提高罪犯勞動報酬,真正把工作重心轉移到教育人、改造人上來,為落實治本安全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四是啟動罪犯質量調查和罪犯新生評估工作,對罪犯逐步實施分類管理,完善針對性管理措施,牢牢把握維護監獄安全穩定的主動權。五是制定出臺落實治本安全觀的教育改造工作實施意見,加強頂層設計,科學規定教育改造工作的內容、形式和方法,強化思想教育,普及義務教育,重視技能培訓,充分利用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源,大力推進社會幫教、親情幫教、特困救助三項工程,讓罪犯在希望中改造。

  (二)社區矯正一定要在規范化建設上下功夫。

    目前,全區社區服刑人員近1.5萬名,執法和日常管理教育主要由旗縣(市區)司法局和司法所負責。但是,全區旗縣(市區)司法局社區矯正機構中央政法專項編制人員只有267人,每個機構平均不足3人;1102個司法所共有中央政法專項編制人員2800余名,平均每所2.7人,管理14名社區服刑人員,有的司法所服務群眾3萬多人,服務半徑160公里以上,工作力量不足與工作任務繁重的矛盾較為突出。特別是其中有63個司法所,既沒有中央政法專項編制,也沒有地方行政事業編制的工作人員,現有人員不具備執法主體資格,存在執法工作不合法的問題。此外,由于一些農牧場和開發區管理體制沒有理順,有34個司法所沒有主管的旗縣級司法局,依法應當由旗縣司法局行使的社區矯正執法職能無法有效行使。針對以上問題,一要強化社區矯正執法,按照旗縣級司法局社區矯正中心至少3名、司法所至少1名具備執法主體資格工作人員的標準,配齊了執法力量,社區服刑人員重新犯罪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二要做好管控的同時,加強對特殊人群的心理矯治和引導,加大技能培訓和幫扶力度,特別是對刑釋解矯人員的管理,堅持“給出路”的原則,最大限度理順不滿情緒,最大限度減少社會對抗,實現管理效果最大化。三要構建“一體化”治理模式,針對特殊人群服務管理工作涉及面廣的特點,在系統內部,推進監獄戒毒、社區矯正、安置幫教工作的緊密銜接;在系統外部,形成與公檢法、工商、稅務、民政之間的配合協作機制,增強整體合力。四要強化社會協同,運用社會力量,提升教育改造和服務管理水平。著重探索建立與開放、動態社會環境相適應的工作方式,以做好特殊人群的銜接管理為重點,加快推進社區服刑人員、刑釋解矯人員異地委托管理工作,加強社區矯正中心、安置幫教基地等工作載體規范化建設,推動實現社區矯正中心和安置幫教基地在旗縣(市區)全覆蓋,不斷提高工作科學化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重新違法犯罪率。

  五、放大信息技術效應,推動司法行政創新發展

  對于內蒙古來講,解決地廣人稀、法律服務資源匱乏的唯一手段就是信息化。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等資源,建設“標準統一、數據共享、業務協同、高度集成”的信息化體系,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在既有信息化系統的基礎上,實現上下互通、左右互聯、內外共享,打通所有關節和壁壘,構建大數據、大管理、大應用、大創新、大服務的信息化建設格局。

  (一)用數據管理。做強業務標準,進一步完善司法行政系統“三室一中心”建設要求,根據司法部業務標準,結合內蒙古實際,組織人員制定技術標準,以便形成全區統一標準體系。要堅持“采集為先、應用為本”的理念,加快制定源頭信息采集目錄,出臺信息采集責任清單,建立并嚴格落實數據采集質量責任制。要切實按照“信息流、工作流、采集流”一體化的要求,將工作流與采集流結合起來,保證數據的及時性和真實性。做強軟件應用,建立業務軟件應用責任制,落實責任人,明確數據錄入標準,完善數據錄入審查機制,實現數據錄入全網追溯,做到數據錄入及時鮮活、全面準確,業務線上線下同步開展。業務數據和信息是一個“富礦”,不應該讓他們僅僅停留在卷宗上,堆砌在檔案庫房里,而是要依法妥善地加以發掘和利用。要讓業務系統使用和信息錄入成為基層干警的固化程序,實現信息錄入與工作的緊密融合,防止日常工作和信息錄入“兩張皮”。

  (二)用數據執法。抓好公共法律服務網絡平臺建設。一方面以服務少數民族群眾為立足點,建設蒙漢雙語媒體資源庫,將典型的、有教育意義的法律服務資源,以“看得懂,聽得明白”的方式呈現給群眾;另一方面以方便基層司法所工作人員為導向,定制開發司法智能終端(J i Pa d),將司法所的社區矯正、安置幫教、人民調解、法律援助、法治宣傳、法律服務等工作集于一個界面,支持在線和離線采集數據,減少大量的數據補錄工作,激發工作人員對信息化應用的興奮點。充分利用“司法云”,建設司法行政大數據分析研判平臺,對數據進行清洗和態勢感知、關聯分析,向群眾提供精準化的法律服務,為領導決策提供依據。要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證據學為主”閉環執法體系,通過對服刑人員從法院宣判、監獄服刑、社區矯正、安置幫教、最后回歸社會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數據融合分析,實現從底線安全觀到治本安全觀的轉變,全面提升教育矯治水平。

  (三)用數據服務。通過平臺共建、系統對接等方式,加強與公、檢、法、民政等部門的信息共享和業務協作,推動法律服務協同聯動,實現數據流、業務流、信息流的深度融合,讓“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變成現實。基于信息的全面采集,對社區服刑人員建立電子檔案、歷史軌跡、心理測評、生命體征等信息進行融合分析,精準畫像,預防重新犯罪,實現精準監管。整合現有資源,構建集12348熱線平臺、網站、微博、微信、移動APP、智能機頂盒“六位”一體的蒙漢雙語12348公共法律服務網絡平臺,為群眾提供“一站式”“淘寶式”的熱線服務、網上服務、實體服務,隨時隨地滿足群眾服務需求。

  六、加強體制機制建設,大力促進改革,苦練內功,提高業務水平

  建立適應新時代新任務的工作機制,是當前司法行政改革發展的重要抓手,也是司法行政增強內生動力,發揮自身潛力的必由之路。

  (一)建立司法行政實戰保障機制。

     實體化是做實做細做好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手段,對提升司法行政維護穩定和服務保障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做強司法局。旗縣司法局是司法行政工作的戰斗實體,也是司法行政工作最重要的一環。需要建立統一指揮、反應靈敏、協調有序、運轉高效的指揮平臺,使之成為基層工作的“總牽引”。做實司法工作,要建立“四型司法局”,即合成型司法局、指揮型司法局、研判型司法局、服務型司法局。二是做大司法所。根據職能和業務要求,合理設置、及時調整業務用房使用功能。根據轄區內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人口總量、工作強度、編制數量等因素,探索“1+N”模式,即將司法所的職能與綜治、維穩、信訪整合,主動參與黨委、政府中心工作,更好地發揮司法所在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開展司法所等級評定工作,提升司法所服務社會服務群眾的能力。三是做實公共法律服務室。公共法律服務室是推動法治工作網絡、機制、人員向嘎查村社區的延伸。要科學合理劃分,在農村牧區行政村設置公共法律服務室,對于人口居住高度分散、地域偏遠的地區,可設置流動公共法律服務室(車)。結合當前農村振興戰略,落實公共法律服務室(車)及其工作人員的資金保障。

  (二)建立司法行政項目運行機制。

     項目化就是將司法行政一些重點難點工作像抓工程建設項目那樣,抓推進、抓落實。一要堅持問題導向,盯住短板立項。對自身存在的軟肋、短板,研究立項,明確領導為項目負責人,部門為專理人,通過選題立項,切實把司法行政工作的“軟任務”量化為“硬指標”。二要加強項目統籌,確保落實落地。成立項目建設領導機構和工作機構,制定項目規劃,細化創建目標、具體措施、活動載體、時間步驟、預期目標等,切實增強項目的可操作性。三要強化監督考核,加強跟蹤問效。要建立督查推進和信息反饋機制,開展經常性督查指導,及時掌握工作進度。要將項目實施情況列入目標考核,作為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述職的重要內容。同時研究項目考核辦法,運用綜合測評、實地察看、量化評分等方法,一抓到底。

  (三)建立司法行政工作標準化機制。

  標準是衡量績效的基礎,是對履職情況進行評價和比較的客觀尺度,是推動司法行政工作高質量發展的抓手,可以為各級司法行政工作提供出一個定量的、可操作的評價依據,推動工作規范化、精細化。完善頂層設計。健全完善全系統標準化工作推進機制,進一步明確標準化工作范圍和組織管理要求,優化司法行政標準制定和修訂的全周期流程,建立年度標準研制、修訂和實施計劃,形成科學、高效、便捷的標準化建設管理體系。嚴格執行標準。強化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對標準化工作的理解和認同,有針對性地解決對標準化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把執行標準作為提高工作水平的重要途徑。根據各地區各部門的工作實際,注重打造樣板和示范,注重以點帶面,輻射帶動,實現整體提高。完善評估評價。制定標準的相關責任部門要建立對下指導聯系制度,形成情況報告、問題反饋、定期研討等機制,在上下聯動、反復磨合中,提高標準制定和實施水平,提升標準與實際工作的匹配度。建立成效評價機制,將涉及群眾利益、社會關注度較高的標準確定為評估重點項目,組織委托社會專業機構開展評估。及時將評估成果轉化為修訂完善標準的依據,不斷提高標準建設質量。

 友情鏈接

/ Links
好运射击怎么玩 开特服 赚钱吗 体彩江苏7位数走势图 加盟幼儿园如何赚钱 北京pk10赌博骗局 黑龙江体彩11选5玩法 重庆时时彩开奖直播 456棋牌电玩城app下载 三d走势图带连线专业版 北京pk10大小计划软件 佳彩国际苹果 足彩比分 体彩超级大乐透走势图 福彩3d自创绝密技巧 江苏7位数可以长时间对奖 北京快乐赛车pk拾 山东体彩论坛新板